从超全球化到生产力主义
评丹尼·罗德里克《共享繁荣》，兼读《外交政策》2026 年秋季号
2025 年 11 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作者是丹尼·罗德里克。书名很长：《Shared Prosperity in a Fractured World: A New Economics for the Middle Class, the Global Poor, and Our Climate》，直译过来是《撕裂世界里的共享繁荣：为中等收入者、全球穷人和我们的气候写的新经济学》。
对这个名字有印象的读者会记得，罗德里克是过去三十年里批评全球化最系统、也最不讨好的一批经济学家之一。1997 年他写《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跟庆祝全球化的主流舆论对着干。
2011 年他写《全球化的悖论》，结论是民主、国家主权、深度全球化，三者最多同时要两个。
在这本新书《共享繁荣》里他进一步提问：既然深度全球化回不去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看起来抽象，每天却都出现在具体的新闻里。美国以关税为矛，欧洲也在设立碳边境税，全世界都反对中国在绿色产业的优势，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债务和气候之间左右为难。
作者认为这些事件背后的共性是规则的变迁。在过去四十年，美国设计和主持的全球经济规则，正在被颠覆，而过程中我们尚未看到具体的出炉。
新的规则按照什么路径设立，由谁主导，美国是否还能重振荣光，一切都是未知数。但在这个过程利益如何分配，则是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图1：从超全球化到生产力主义
图1 左边是以贸易、金融和自动化工厂为中心的超全球化，右边是由服务业、公共基础设施和绿色投资构成的生产力主义。
跟罗德里克的其他书一样，这本作品冷静，务实，值得一读。
写这篇读书笔记的时候，2026 年秋季号的《外交政策》正好到手。这期专辑的总标题是”如何在无规则的世界里生存”，里面有两篇文章和这本书很呼应：迈克尔·贝克利的《Over Growth》接着罗德里克的减贫问题，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共同利益”罗盘》接着他的全球治理问题。所以这篇笔记的后半段，会把这本 2025 年的书和 2026 年秋天的一期杂志放在一起读。
01 作者：“全球化的悖论”代言人
罗德里克是土耳其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现在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同时是肯尼迪学院”重塑经济”项目的联席主任，也是”包容性繁荣经济学”这个经济学家网络的创始人之一。2021 年到 2023 年，他担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
他的研究方向一直是三条线交叉：全球化、经济增长与发展、政治经济学。用一句概括他的学术人设，就是 “制度不是装饰品” 。我们都知道，在新古典经济学里市场是主角，而制度大概就是个背景板。
罗德里克则认为，制度是很重要的，如果把同一套市场规则放进不同的制度环境，结果会差出十万八千里。也就是说他反对”一套药方包治百病”，也是他的书籍《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的理论根源。
他的著作脉络很清楚，几乎每本书都在修正上一本的对立面。
1997 年，《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中译名常作《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这本书让他在学界之外有了名声。他的判断是，全球化会加剧国内的社会分化，如果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险跟不上，自由贸易会在国内政治里翻车。二十多年后回头看，这个判断非常靠谱。
1999 年，《The New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题目就是发展中国家怎么把开放用对，是他”开放要讲方式”这条线的补完。
2003 年，《In Search of Prosperity》（主编）。他请一批经济学家分国别写增长叙事，中国、印度、博茨瓦纳、越南都在里面。中译本《探索经济繁荣》，张宇译，中信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2007 年，《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书名就是论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通用的，但落到具体国家，药方必须按当地约束条件来配。他反对华盛顿共识那种”稳定、私有化、自由化”三件套式的改革清单。中译本叫《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中信出版社 2016 年出版（中文世界还有过一个更早的译本，题为《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
2011 年，《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这本是理解他这本《共享繁荣》新书的关键。他提出一个三难悖论：民主政治、国家主权、深度全球化，三者不可能同时成立。金本位时代牺牲的是民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牺牲的是全球化深度，而 1990 年代之后的超全球化，本质上是在模仿金本位，牺牲的是国内（美国欧洲）的政治的空间。他在书里预言这套体系无法持续。后来的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皆成为他预言的注脚。中译本叫《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图2 D、S、G 分别代表民主政治（Democracy）、国家主权（Sovereignty）与深度全球化（Globalization）；稳定制度只能选择其中两项。
2015 年，《Economics Rules》。这本书想回答的是”经济学到底算不算科学”，结论是它介于两者之间：有的模型有用，但必须知道每个模型适用的边界。中译本叫《经济学规则》，刘波译，中信出版社 2017 年出版。
2017 年，《Straight Talk on Trade: Ideas for a Sane World Economy》。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写的一本论战集，主张把贸易政策从”规则优先”拉回”国内优先”。中译本《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卓贤译，中信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出版。真心觉得他关于贸易写得非常棒，推荐所有人阅读。
然后就是 2025 年这本《Shared Prosperity in a Fractured World》。把它放进这条脉络里我们能清晰的看到作者的思想脉络。
02 三重挑战
书要处理的问题被概括成 “三重挑战” ：重建中产阶级，应对气候变化，减少全球贫困。
罗德里克说，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普遍把这三个挑战当成三选一。
比如
如果想救中产阶级，就得保护制造业，保护制造业就得设贸易壁垒，设壁垒就伤到穷国出口。
如果想减碳，就得让能源涨价，涨价就伤到中低收入家庭。
如果想帮穷国，就得开放市场，开放市场就又冲击本国工人。
所以看上去这三个目标互相排斥，必须得取舍。
作者的反命题是：这三件事可以被一套共同的政策思维穿起来。
中产阶级靠好工作支撑，好工作靠有生产力的服务业岗位，而绿色转型恰好能创造一批这样的岗位，转型又需要大量新增投资，投资本身就是增长。穷国的减贫同样可以建立在生产力提升上，而不必依赖那条已经走不通的出口工业化老路（我认为……中国已经封死此路，不是故意的）。
这套共同思维，他给它起了个名字，productivism，中文可以译成”生产力主义”。
图3：三重挑战汇入生产力主义
图3 M、C、P 分别代表中产阶级、气候与全球贫困，三条线最终汇入生产力主义（Productivism）。
书的结构就是围绕这个展开的，罗德里克认为，未来的就业机会主要长在服务业，而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拿出一套完整的、以服务业优质岗位为核心的系统方案。发达国家的政策如果还停在”把制造业抢回来”，方向本身就错了。
03 超全球化的失败
要理解这本书，得先接受罗德里克对”超全球化”的定义。它指 1990 年代之后出现的一种特定模式：
即， 把全球化从达成共同繁荣的手段，视为目标本身。
在全球化的视角里，商品、企业、资本要自由跨境，各国政府不但不能阻拦，还得主动拆除自己国内那些”妨碍”外资和外商的法规。
作者在书里引用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的话， “融入世界经济是各国实现发展的最佳途径” 。但这种信心在今天已经像熊猫一样稀有了。
超全球化的辩护词里，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这种：全球化虽然有不足，但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
罗德里克对这个说法有一个很尖的反驳。
他列出超全球化的几条核心原则：
- 向进口和资本流动开放
- 推进私有化
- 避免产业政策
- 尊重外国企业知识产权
- 汇率自由浮动。
然后他指出，中国实际上没有采纳任何一条，但仍然取得了成功。
具体而言，他认为：
- 中国保护了国有企业
- 限制了资本进出
- 保持了高比例的国有经济
- 依靠地方政府办乡镇企业
- 鼓励国家和省级政府大搞产业政策
- 要求外资合资才能进入市场
- 主动管理汇率
他接着写到， 如果中国当年表现糟糕而不是取得了成功，那些推崇超全球化的人会嘲笑中国：国家干预、贸易和资本管制这些产业政策，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同一套理论对成功和失败都能自圆其说。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理论，大部分都是叙事。
书里还有个反例是墨西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完之后，墨西哥吸引了超过五千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出口占 GDP 的比重涨了两倍多，成了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北部变成北美制造业中心。但整体经济表现在同类国家里属于最慢的那一档。
罗德里克的解释是，墨西哥太依赖世界经济，又太早放弃了发展主义。
这一章还用了很大篇幅讲贸易的分配后果。
当进口关税已经降到个位数，标准经济模型给出的结论是：经济总量每增加 1 美元，社会内部会有 5 到 6 美元的收入被重新分配。罗德里克提醒读者这样相当于从一个人手里拿走 5 美元，交给另一个人 6 美元。
图4：贸易收益与内部再分配
图4 贸易新增 1 美元总收益，可能伴随 5—6 美元的内部收入重新分配。总量的小幅改善，可能掩盖个体处境的大幅变化。
虽然总量涨了，输家的处境是实打实变差。
理论上，我们可以对赢家多征一点税补给输家，让双方都好一点，但这条路在超全球化条件下很难走通。
原因包括：税收转移本身有成本，而分配差距拉得这么大之后，再分配的成本很可能把贸易的全部收益吃掉，甚至倒贴。
所以美国的贸易调整援助计划长期资金不足、效果有限。
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冲击严重的地区，高中辍学生的工资增速比同类工人慢 8 个百分点；受中国出口冲击最严重的通勤区，就业率、劳动参与率和工资都在下降。
他引用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当工作消失时》 的记录，失业带来的是离婚、成瘾和犯罪。学者估算过，失业造成的幸福感损失，折算成的经济损失是直接收入损失的数倍。
所以罗德里克当然是反对这种观点即 “贸易能让所有人受益”、“损失是暂时的，最终会被弥补”、“失去工作的人还能享受进口商品降价的好处”。
他认为这些说法里没有一条有经济分析支撑，严肃的经济学家不会这么讲，可它们长期占据着公共对话，助长了赢家的自满和对输家的冷漠。
超全球化的第二个裂口是地缘政治。
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可以是正和的，你买我卖双方都赚；但地缘政治是零和的，让你变强就等于让我变弱。
一旦地缘政治压过经济考量，经济相互依存就不再是共同繁荣的工具，而变成可以”武器化”的筹码。
罗德里克引了基辛格 2023 年 99 岁生日时的一句话：等待中国变成西方国家，已经不可行了。
克林顿 2000 年推动中国入世时说，这是”自 1970 年代以来我们所能拥有的、在中国推动积极变革的最重要机遇”，还预测中国会朝正确方向前进。
但二十多年过去，中国按自己的规则融入了世界经济，作者承认中国几乎没有理由放弃这套被证明有效的模式。
04 进厂没有好工作
第四章是全书最反直觉的一章。标题叫”建设良好的就业经济”，论点只有一个： 想给中产阶级创造好工作，重心必须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
罗德里克的论证分两步。
第一步是数据。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就业占比都在下降，这个现象叫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的原因有几个：
- 如生产率涨得太快，同样的产量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少；
- 如消费者把支出从商品转向服务；
- 技术变革偏向机器和熟练工人，也就是经济学家说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
罗德里克举了韩国和中国的例子。韩国做到了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持续上升，但没挡住制造业就业占比几十年的缩小。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也下降了十多年，无论绝对数量还是占整体就业的比重都在降。
所以总结是： 那些想靠发展制造业来创造好工作的政府，其实在追一个不断远离的目标。
据书中引用的数字， 2011 到 2020 年，中国减少了大约 3100 万个制造业岗位，这个数字超过美国和德国制造业工人的总和。与此同时中国的产出和出口还在增长，所以从总量数据上几乎看不出就业的变化 。这意味着，指望中国把工厂岗位”转移”到越南、孟加拉或者非洲的国家，大概率要失望。
图5：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悖论
图5 2011—2020 年，中国制造业产出与出口继续增长，制造业岗位却减少约 3100 万个。曲线只表达方向，不代表年度数据序列。
第二步是观念。罗德里克认为经济学家对工作本身存在长期盲点。这个盲点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自由主义范式把个人当作消费者，福祉取决于消费多少商品和服务，工作只是获取收入的手段。他不同意。工作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还是自我认同的来源和社会认可的主要来源。当人失业或者从一份好工作换到一份差工作时，失去的不只是收入，还有一部分尊严和社会身份。用经济学的行话讲，工作直接进入了效用函数。
第四章里有一段我很认同的观察。罗德里克说， 对制造业的过度推崇，加上对中国的病态迷恋，会让政策制定者忽略国内重要的事。
好工作在哪里？在服务业。美国的就业前五名是零售、家庭健康与个人护理、一般管理、快餐及柜台工作、收银员。
这些岗位大多不需要大学学历，在现行工资结构里属于最低的那一档。
罗德里克由此得出结论：创造好工作的关键，在于提升这类服务岗位的生产力与工作质量，而不是试图把它们压缩回工厂。
图6：工业化曾像一部向上的自动扶梯
图6 工业化曾像一部向上的自动扶梯；自动化抬高门槛之后，好工作的政策重心需要转向更宽的服务业路径。
05 过早去工业化
第五章把镜头转向发展中国家。按世界银行贫困线（2017 年购买力平价每天 2.15 美元）衡量，今天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 1990 年减少了 14 亿。
中国是这当中最大的贡献者，四十年间让 8 亿人脱贫，在疫情之前那几十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减少量里，中国一国占了将近四分之三。真的是无比伟大的成就，震古烁今，怎么夸赞都不为过。
然后是对其他国家不那么好的消息。
过去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靠一条经典路径脱贫：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先做服装和玩具，再做电视和个人电脑的组装，再做钢铁和造船，最后爬向半导体。
这条路径之所以有效，罗德里克用了一个很准的比方，把制造业叫作一部”自动扶梯”。
它有三个特点：
坡度陡 ，工厂生产率追赶前沿的速度在所有行业里最快，而且离前沿越远涨得越快，经济学家管这叫 “无条件收敛”；
能出口 ，制成品可以卖到全球，不受本国市场规模的限制；
吃低技能 ，传统工厂需要的是大量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动力，这正好是穷国最富余的资源。
但是现在，这三个条件都不存在了。技术进步让制造业对技能和资本的要求大幅提高。
罗德里克讲了一个细节：几十年前在中国办厂，招工的唯一要求是基本的手眼协调能力，新人只要能把两只手一上一下同步翻转就算过关。
而今天在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园，装配岗位普遍要求至少十年级教育，一些岗位甚至要求职业培训。
这个门槛看起来不高，但已经远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结果是普通的埃塞俄比亚年轻人几乎进不了现代制造业，只能留在低效的非正规部门。
他把这个现象叫 “过早去工业化” 。
中等收入国家在收入还不高的时候制造业就业占比就开始下降，低收入国家则几乎复制不了前几代国家的制造业成功。
1990 年以来，除了东亚和东南亚，几乎没有国家能把制造业就业占比维持在劳动力的 20% 以上。只有一个例外是越南。从 2010 年代中期开始，越南制造业就业增长很快，先承接中国工资上涨溢出的订单，后来又吃到特朗普关税和”友岸外包”的好处。
但即便在越南，出口型外资企业抱怨最多的制约之一也是技能短缺。
穷国的出路，罗德里克指向服务业。随后他引世界银行的分类，把服务业分成四类。
第一类是全球创新型服务，金融保险、IT、技术与专业服务，需要高学历，撑不起大多数人的就业。印度在这类服务里做到了全球竞争力，但这类产业无法为大部分劳动力提供岗位，光靠它会形成封闭的飞地经济。
第二类是技能密集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机会也有限。
第三类是可贸易的低技能服务，旅游、餐饮、住宿、交通，未来可能靠数字商务和远程办公扩容。
第四类是不可贸易的低技能国内服务，零售加上各种社区和个人服务，这是贫困经济体最大的就业来源，也是生产率最低、和发达经济体差距最大的一块。
罗德里克主张减贫战略的重心要落到第三类和第四类上。他给的例子是哥伦比亚的果蔬摊主穆罕默德·布阿齐齐，每天半夜跑到城外的批发市场进货，来回折腾几个小时，就为了白天那点生意。
发展中国家的街头小贩有十亿人，他们的日常就是这样。提高这类人的生产率，办法是管理培训、员工培训、技术支持、市场对接、专用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而买机器人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减贫战略，增长速度会慢一些，但它更均衡，也更公平。
而出口工业化早期会把收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和它们的员工手里，其他人得等涓滴效应。
因此，作者支持的服务业战略可以直接冲着城市最低收入群体去，这也是目前发展中国家培育庞大中产阶层最直接的一条路。
第五章还夹着一段方法论。即罗德里克把发展政策领域的思维分成两种。 “假设型” 先假定问题的根源，再给出通用最优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华盛顿共识都属于这一类。而 “诊断型” 先不谈最优，只找当下的瓶颈，挑那些范围窄、见效快的改革下手，即我们熟悉的中国模式。
作者真的认为中国经验真正可输出的就是这一种诊断思维。
1978 年之后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试验性的、次优的，从农业起步，再到城市，再到外贸，试点成功再推广。
06 同一季的《外交政策》
2026 年秋季号的《外交政策》做了一期专辑，总标题是”如何在无规则的世界里生存”。其中一篇叫《Over Growth》，副题”穷国必须走的那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作者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研究主管。
把它和罗德里克第五章放在一起读，会看到有意思的呼应。
贝克利先给了两个案例。1980 年代中期的孟加拉几乎是工业起飞最没戏的候选：极度贫穷，人口爆炸，一年成衣出口刚过 3000 万美元。但全球经济递过来一部梯子。欧洲已经取消了对孟加拉服装的关税，美国对其他亚洲出口国的配额把零售商逼去找新供应商，韩国大宇进来培训了孟加拉第一代服装业管理者。到 2022 年，孟加拉的服装出口涨了一千倍以上，超过 400 亿美元，雇佣约 400 万人，人均年收入从不到 300 美元升到约 2600 美元。
图7：用钞票堆成的台阶
图7 《外交政策》秋季号为贝克利《Over Growth》配的插图：用钞票堆成的台阶，阶面印着非洲地图。图片：Foreign Policy / Doug Chayka。
一代人之后，埃塞俄比亚想爬同一部梯子，发现横档断了。它借了 10 亿美元，大部分用来建六个工业园。到 2021 年中，全国园区加起来只雇了约 9 万人，而这个国家每年有 200 万新劳动力进入市场。服装业已经被孟加拉、中国和越南占住，低成本服务被印度和菲律宾拿走，自动化又在压低廉价劳动力的价值。园区自己还背着近 5 亿美元的年度利息。疫情、内战和美国新关税三记重击之后，投资者撤走，埃塞俄比亚债务违约，人均收入还停在 1000 美元上下。
有四种力量在组织国家发展：
外部客户在消失。 2016 年以来，针对穷国的歧视性贸易措施增加了 72%。2025 年，美国对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是对发达经济体的两倍。
穷国在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开始去工业化 。全球每万名制造业工人对应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在 2016 到 2023 年间翻了一倍多，跨国公司把产能集中到离富国市场更近的成熟枢纽。仅 2007 到 2018 年，一些穷国的出口相关就业就少了 4500 万个。富国是在变富之后才慢慢扔掉工厂岗位的，穷国在收入只有富国二十分之一的水平上就开始丢，而白领工作还没有出现。结果是 60% 到 80% 的劳动人口挤在非正规部门，靠自给农业、街头摆摊和日结零工过活。
外资在退潮。 中国的贷款从 2016 年的 870 亿美元掉到 2021 年的不足 40 亿美元。到 2023 年，四分之一的发展中经济体已经进不了债券市场。2022 到 2024 年，它们付给外国债权人的钱比拿到的新增放款多出 7410 亿美元，过去十年利息支付翻了四倍，把一半以上的穷国推进债务困境或者高风险区间。34 亿人生活在还利息的钱比医疗或教育开支还多的国家。
图8：存钱罐与世界地图
图8 存钱罐与世界地图。同一期杂志讲的是同一本账：债务已经成了这一季所有议题的公共分母。图片：Foreign Policy / Doug Chayka。
外部支持在缩水。 OECD 成员里十个最大的援助国有八个在 2024 年削减了援助。特朗普政府终止了 86% 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联合国维和人员数量比峰值下降了 60%。贝克利顺带点了一句援助的结构问题：2020 年，受援国政府和本地机构直接管理的美国援助不到 9%，服务主要靠外国承包商提供，钱和专业能力做完就走。
到这里，贝克利和罗德里克还站在同一条线上。接下来他们的路径出现了不同的地方。
罗德里克在第五章给的出路是服务业，把重心落到可贸易的低技能服务和不可贸易的低技能国内服务上，靠管理培训、技术支持和市场对接把路边摊的生产率抬起来。
贝克利不认可这条路。他的原话是，有些经济学家还在劝穷国照抄东亚，这等于劝他们发明核聚变。
他承认数字服务是一条路，但这些岗位大多要求教育、可靠的电力、宽带和语言能力，而且不会像工厂那样大规模吸收劳动力。
他把问题压成两条：一个国家手里有什么是外人想要的，它的政府实际能做什么。按这两条，穷国分成三档。
第一档国家手里有稀缺资源或者战略资产。 埃及握着苏伊士运河，吉布提和邻国卡着红海入口，铜、钴、锂、磷酸盐的价格都在涨。但贝克利提醒，杠杆不代表发展潜力，战略溢价会随着新矿投产、技术变化或者航线转移而消失。他把目标定在把暂时的筹码换成过后仍然值钱的东西：铁路、港口、可靠电力、工人培训、本地加工、外国市场准入。博茨瓦纳是最清楚的先例，把矿权收归国有，和戴比尔斯成立五五合资让对方出专业能力，钻石收入进国库而不是进统治家族的口袋，再用一支相对能干、薪水体面的公务员队伍把钱投进公路、学校和医院。
第二档国家没有稀缺资源 ，但有一个能运转的国家，和至少一个已经在卖给真客户的企业集群。办法是从已经跑通的地方往外建，拆掉具体瓶颈：比如工厂缺稳定供电，出口商嫌通关慢，农民缺冷链，本地供应商缺融资、技术支持和达标能力。马来西亚、越南、毛里求斯都是这样从第一个立足点长出下一个的。这样的产业规模也可以很小，班加罗尔在印度大部分地区还贫穷混乱的时候成了全球软件枢纽，埃塞俄比亚航空在一穷二白的经济里培育出先进能力。这些小的发展本身不会带来全国起飞，但能产出技能、供应商、税收，以及”政府能办事”的证据。
第三档连立足点都没有， 因为国家维持不了秩序、收不上税、提供不了基本服务。对这档国家，贝克利把第一步放在政治和财政秩序上，通常从控制有限的核心区开始：首都、主要港口，还有运粮食、燃料和贸易的主干道。格鲁吉亚在 2003 年玫瑰革命后把税种从 21 个砍到 7 个，降低税率，开除腐败官员，换掉警察队伍，四年内税收从 GDP 的 14% 提到 25%。国家还是运转不起来的地方，能做的是损害控制。埃博拉暴发期间，外部援助保住了诊所；叙利亚内战期间，约旦和黎巴嫩接收的难民分别相当于本国人口的七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支援这两个前线国家比把钱投进一个政府已经解体的国家更有用。
最后是富国的算盘。贝克利给的理由和罗德里克一样，落在利己上。2050 年，很多富裕经济体 25 到 49 岁的人口会减少 15% 到 40%，非洲同期会多出约 10 亿人。富国缺工人和可靠供应商，穷国缺工作和市场。他提的交易很具体：富国开放市场、提供融资和合法工作签证，穷国提供可靠供应、定向培训、配合移民执法，每一项好处都对应对方一项义务。
我要说这篇是罗德里克第五章的暗面版本。贝克利接受罗德里克的全部诊断，然后往罗德里克不愿意去的地方再进一步：如果替代方案无法让人富裕，那就先别谈产业政策模型，先跟富国交易。
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两个人用的反面教材是同一个，也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园（罗德里克书里写园区招工要求十年级教育，远超当地平均水平）；两个人也都指出同一件事，中国往产业链上方爬的时候没有把下面的梯级让出来。（正如张夏准在富国陷阱所述一样）
贝克利给了个数字，中国仍占穷国低技能出口增加值的近三分之二，衬衫和鞋子由穷国缝，布、纱、辅料由中国供，收入和就业留在中国。罗德里克给的数字是，2011 到 2020 年中国减少了 3100 万个制造业岗位,但成本仍然把所有国家打的落花流水。中国作为丐帮帮主，已经成为了所有丐帮子弟无法逾越的高山。
两个人的差别落在最后一步。罗德里克相信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诊断型改革把自己变强，贝克利更信外交和利益交换，把发展当成国际政治问题处理。我还是更信罗德里克一些，所有的权宜之计，在漫长的时间面前都会原形毕露。
奉劝所有发展中国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07 绿色转型
第三章讲绿色转型。罗德里克的立场会让不少传统环保派皱眉：他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里，全球性的补贴竞争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我们喜欢作者的原因就是现在说实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的推理从碳定价的政治经济学开始。经济学家大多认同，解决气候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把碳价提高到反映真实社会成本的水平。
但碳定价有一个政治死结：现在的受损者无法从未来获得收益。所以现在的受损者会组织起来反对各种政策，但未来的受益者不会这么干。
所以无论威权体制还是民主国家，想凑出支持加碳价的联盟都极难。
补贴不一样。从纯经济学看，补贴绿色活动等同于对污染活动征税，两者效果类似。但补贴在政治上可行得多，因为它先给好处，而不是先收钱。罗德里克说，既然气候问题是”不作为的代价更贵”的问题，那么先补贴起来，哪怕姿态不优雅，也比卡在碳税上争论十年强。
他还引了巴里·戈德华特那句被改写的名言：为保护气候而走极端，并非恶行。
这一章的主角也特么是中国。罗德里克写中国的发展型环境主义把绿色转型和其他目标捆在一起：减少城市污染、提升本国企业技术能力、争取在未来气候友好型全球市场里的领导地位、保障能源安全与自给、同时在全球舞台上拿到更大角色。
中国的政策工具包括：风险投资、定向信贷、直接补贴、政府采购、国企参与、研发投入、定制基础设施、示范项目、专业培训、监管便利，中央定总目标，省市分头试，再根据反馈迭代。
作者特别反驳了”威权国家靠自上而下命令”的刻板印象，引用研究称中国绿色政策的制定者更像是协作型的”催化剂”。他举了合肥市政府注资蔚来、柳州市政府和上汽通用五菱合推电动车的例子。
图9 绿色产业的成本下降循环，光伏学习率引自书中原文。
他还给出这套机制为什么有效的 经济学解释 ： 规模效应加学习效应 。以太阳能光伏电池为例，技术学习率至少是 20%，意思是产能每翻一番，生产成本就降 20% 甚至更多。成本降下来，价格降下来，销量上去，投资再增加，产能再扩大，成本再降。政府扶持在这条循环启动时起了点火作用。既然绿色技术的进步会外溢到全世界，那么各国抢着补贴，从全球角度看反而是 补贴不足比补贴过度更值得担心 。
当然也有代价，我们熟悉的 at what cost 如约而至。作者承认公共风险投资的盈利能力不如私人风险投资，省市之间为吸引投资竞争容易造成产能过剩，风电和风机领域效率低下的报道不少。但是作者相比 BBC 更务实的态度是： 在气候转型这类事上，不作为才是更贵的错误。
第三章后半段讲南北之间的资金和技术转移。发展中国家排放量占比已经很高，但不计中国的话它们的排放量很快也会超过全球一半。它们资源匮乏，需要的技术多握在发达国家企业手里，没有优惠融资和获取技术的渠道，既无法脱碳也无力适应。
罗德里克提出了几条融资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全球财富税、短期金融交易税。技术层面，他提到可以强制绿色创新向全球南方开放，或者把世贸组织的强制许可条款扩到绿色技术，或者设”绿色豁免”。
他的落点很直白：要让发达国家援助穷国，最靠得住的理由不是利他，是利己。
08 生产力主义
第六章把前面散落的线索收成一个完整范式。罗德里克先从一支铅笔讲起。
1980 年，弗里德曼在电视节目里举起一支铅笔，说制造它需要全世界成千上万人协作，没有中央机构协调，靠的是市场和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
四十五年后，作者赋予这个铅笔新的 update information。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铅笔生产国，可中国原本并不是铅笔产业的理想选址：墨西哥和韩国的石墨更多，印尼和巴西的森林更密，德美技术更先进，孟加拉和埃塞俄比亚的劳动力同样便宜。
但还是中国做成了铅笔打过，这其中有企业家和工人的功劳，但关键在于政府。他说如果忽视政府的力量，就等于演《哈姆雷特》没有丹麦王子。早期的技术和培训投资是国企承担的，后来政府压低木材价格、给出口补贴、干预汇率。
罗德里克说，弗里德曼本人肯定会反对这些政策，可没有这些政策，中国铅笔厂雇的数万工人今天可能还是贫困农民。
这段铺垫是为了引出他的核心判断： 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所有的生产性变革，都是公私部门合力的结果。
他顺手举了智利的例子。智利一向被当成拉美最市场导向的经济体之一，可它每个主要出口产业背后都有政府的手：最大的铜矿公司是国有的，三文鱼产业有政府扶持，林业拿过大量补贴，连皮诺切特当政时期也不例外，水果商业化源自政府研发和培训计划，葡萄酒靠政府的供应商发展和出口信贷。
他说， 凡是研究现代出口成功案例，背后多半藏着政府的手。
至于政府扶产业失败的风险，他以著名失败案例 Solyndra 为例。奥巴马政府给这家太阳能公司提供了 5.35 亿美元贷款担保，总统亲自去工厂视察，说”像索林德拉这样的企业正在引领我们走向更光明和繁荣的未来”。一年多后公司破产。批评者说，这就是政府挑赢家的下场。
罗德里克说，这是错误的教训。
创新本来就是不确定的，风险投资家投一堆公司也不指望每家都成，他们只要收益能覆盖亏损就行。据称 IBM 创始人沃森对下属的建议是，想成功就要提高出错率。全世界最成功的创新机构 DARPA，失败率高达 85% 到 90%。政府扶持绿色技术也该用一个投资组合的视角来看回报，而不是盯单个项目。
他特意提醒，奥巴马政府给 Solyndra 的同一批贷款担保里还给了特斯拉 4.65 亿美元，2008 到 2009 年金融危机里这笔钱对特斯拉的存活至关重要。所以真正该批评的不是失败本身，是能源部对 Solyndra 没有设中间目标和里程碑，审批走了创纪录的快速通道，硅价下跌这个危险信号被忽略了。政府确实没法保证只扶持赢家，但可以学会停止扶持输家。
接下来他用标准经济学解释政府为什么要出手，都是我们熟悉的市场失灵的案例。
第一是 外部性 ，环境是最典型的负外部性，技术创新是正外部性，而这本书特别强调第三类外部性，也就是好工作带来的外部性。一个小镇上的大雇主倒闭，损失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远超工人少拿的工资。当好岗位变稀缺时，创造中产岗位的收益会溢到社区层面，惠及的不只是新招的工人。
第二是 协调失败 ，当一项新产业需要供应链上多方同步投资时，每一方单独看都不划算，没有外力协调就永远凑不起来，通常由政府来充当这个协调者。
第三是 定制化的公共投入 ，劳动力培训、基础设施、专业技术知识、行业标准，这些东西太专门，让每家企业自己买不划算。
罗德里克特意区分了两类政策工具。有些失灵靠把各方叫到一起协商就能解决，几乎不花钱，靠的是共同行动而不是财政激励；有些才需要政府花钱，而且钱应该花在提供公共服务上，不是直接给企业财政补贴。
以秘鲁为例。2014 到 2016 年担任生产部部长的皮耶罗·盖齐组织政府官员和不同行业的生产者开一系列讨论会，一开始就讲清楚不谈补贴，“别跟我说你们想要政府资金，告诉我你或我能做些什么来提升生产力”，然后把解决方案分成”你们的问题”和”我的问题”。林业就是靠这轮对话改的法规、简化的审批、新建的技术中心、开发银行的长期贷款。
这一章把政治学家彼得·埃文斯研究巴西、印度、韩国得出的”嵌入式自主性”当作理论支撑：韩国产业政策的官僚既相对独立于私营部门，能定自己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目标，又持续和私营部门沟通协作。
罗德里克在这里插了一句他常对学生说的话： 别把”嵌入其中”和”与之勾结”混为一谈。
政策怎么组织，他借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查克·萨贝尔的”实验主义治理”模型，四个环节：设定宽泛的初步目标和衡量指标；给执行方较大自主权；定期汇报并参加同行评审，效果不好就纠正或者终止，政府对执行方只提软约束，不搞硬性绩效和财务处罚；最后修订目标与流程，再进入下一轮循环。有人会说这套做法需要很强的国家能力，罗德里克的回应是，实验主义治理恰恰不需要一开始就有很高的国家能力，它假设政府懂得不多，靠的是企业的利益动机，在合作过程中慢慢把信任和能力培养出来。他的原话是， 增强肌肉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它。
图10：实验主义治理循环
图10 设定目标、赋予自主权、评审纠偏、修订流程，随后进入下一轮。国家能力不是前提，而是在反复使用中形成的结果。
09 重造全球化：四个篮子
第七章聚焦地缘政治层面。罗德里克的出发点是：把国内政治那套政策类比推到全球是行不通的。
国内经济秩序是政治的产物，同时受政治约束。而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一个全球政治实体来配套，可世界上没有全球宪法、全球选举、全球法院、全球行政机构、全球警察。各国派代表进那些权力很弱的国际组织，各自维护本国利益。只要民族国家还是政治的基本单位，这就是躲不开的现实。在缺乏全球政体的条件下，更多的全球治理不一定更好，这又是次优理论的推论。
第一，全球规则很可能主要反映最强大国家以及它们内部最强利益集团的偏好。国际政治在缺乏国内制衡的情况下，本质上是权力政治。他点破了那个流行说法：美国政府常提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一直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延伸。当发展中国家看这个体系时，看到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在耍威风。第二，即便规则约束过强者，美国也有能力让它失灵。世贸组织变得过于干涉时，美国能直接切断它的运作。
所以他的方案是换一种谈法：不谈实体规则，先谈程序规则，也就是把有跨境影响的政策分进四个篮子，各用各的办法处理，而且不必在一开始就争论某项政策属于哪个篮子。
这套篮子不是本书首创。罗德里克在注释里写明，它来自 2019 年 10 月他与杰弗里·雷蒙、姚洋共同召集的《中美经贸关系：前行之路》联合倡议，本书把它从贸易扩展到了整个全球经济体系。
图11：四个篮子框架
图11 罗德里克提出的四个篮子及其处理方式。
第一只篮子装的是禁止类，两国都同意该禁的政策，比如以邻为壑的政策和逃税天堂。他说的”以邻为壑”定义很窄：以损害他国为目的的政策，比如竞争性货币贬值和出口补贴。
第二只篮子装谈判类，政策有跨境外溢但不属于以邻为壑，双方可以谈一桩互换，传统关税谈判就是这套模式；一项政策只要给本国带来的收益低于给它国造成的成本，原则上就适合放进这一只篮子。
第三只篮子装自主类，各国单方面行动。他预计大部分有外溢的政策会落进这一只篮子。这一只篮子的规矩是行动要克制、要校准，可以自卫，但不能以惩罚或削弱对方为目的，也不能升级成报复。
第四只篮子装多边类，只有全球公共品才需要共同治理，气候、大流行病、债务重组都属于这里。
用这套框架看补贴，罗德里克认为世贸组织当年的做法是明显的越界。它把补贴当成以邻为壑政策，塞进第一只篮子全面禁止。但补贴的性质决定了它应该待在第二只篮子或第三只篮子，也就是保留各国自主权，受影响的国家可以选择谈判，也可以选择校准过的关税来自保。
美国和中国最终走的是第三只篮子，各自加征关税。罗德里克的评价是，这条路可以理解，但执行得不好。美国说关税是”精心设计的”，可新税率相当高，电动车甚至到 100%；更要命的是修辞上把中国妖魔化，说它破坏规则、用不公平的非市场手段冲击全球市场。
他替中国进行反驳：如果你们要征反补贴税，就别一边征税一边大骂中国是破坏基于规则秩序的坏行为体。在这样一个政治严重分歧的复杂世界里，我们都在做自己认为合理的事。
第七章后半段处理金融、债务和国际税收。资本管制曾经被国际金融机构嫌弃，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慢慢不再把资本自由流动当成各国终将遵守的规范，罗德里克认为这是好事，发展中国家可以放心地限制资本流入的激增、监管短期借贷。他还指出中国”一带一路”融资的另一面：积极意义是建成了一些重大基础设施，但中国贷款加剧了金融全球化的内在不稳定性，制造了更多债务，往往不够透明，还因为债权方之间协调困难让债务重组更复杂。
他写作时肯尼亚正从内罗毕的骚乱中恢复，骚乱的起因是政府为偿还中国及其他债权人的债务不得不采取极端财政紧缩。他补充到，没有哪个国家是被强迫借债的，避免债务累积几乎完全是各国政府自己的责任。
国际税收这块，他把逃税天堂归进第一只篮子，认为应当全球禁止。2021 年 10 月主要国家签的全球最低企业税协议是一个里程碑，15% 的税率对营收超过 7.5 亿欧元的大企业适用，还要求全球营业额超过 200 亿欧元的最大企业把一部分全球利润留在实际经营地。但他也指出这份协议的阴暗面：新增税收的大部分流向富国，而且作为交换，发展中国家被要求放弃对跨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等”单边措施”。考虑到数字行业的分量在快速上升，这等于让发展中国家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收益承诺，先交出确定的征税权。
10 同一期的另一篇：规则从来不是中立的
同一期杂志里还有一篇和罗德里克第七章正面撞上。作者是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价值经济学教授，UCL 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创始所长，写过《创业型国家》和《使命经济》，新书叫《共同利益经济学：如何让资本主义为我们所有人服务》。
文章标题《“共同利益”罗盘》，副题”如何为全球金融写更好的规则”。这本书我们的书讯也提到过：
图12：一把罗盘被四把扳手围住
图12 《外交政策》秋季号为马祖卡托《A “Common Good” Compass》配的插图：一把罗盘被四把扳手围住。图片：Foreign Policy / Doug Chayka。
她的开场和罗德里克几乎一样。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很吓人，但在哀悼旧秩序之前，先老实看清旧规则是为谁写的。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一开始就把少数富裕国家的利益编进了制度：规则的投票权是按出资额而不是按代表分配，所以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握着事实上的否决权，全球南方借款成本更高，还要接受可能损害本国政策的条件。
1970 到 2023 年，全球南方国家向西方债权人支付了 2.2 万亿美元利息。超过 30 亿人生活在还债支出超过教育和医疗支出的国家，非洲约 57% 的人口属于这一类。当年承诺”从十亿撬动万亿”，但其实峰值每年只动员约 150 亿美元，不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需求的 0.4%，而且大部分来自公共或者优惠资金，真正吸引到私人投资的项目往往落在已经赚钱的行业，或者中等收入国家。她的结论是，问题不在钱的规模，而在于系统的设计和激励机制。
她开的方子叫共同利益罗盘，五个要素： 目的与方向性，共创与参与，集体学习与知识共享，所有人的可及性与收益分享，透明与问责 。五个必须同时成立，少一个，框架就会被特殊利益俘获。抓手包括全球金融交易税，以及一批已经在动的倡议：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 2022 年发起的布里奇顿倡议，要求暂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加费、把至少 1000 亿美元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转给低收入和气候脆弱国家、在主权债里加入自然灾害条款（巴巴多斯已经给本国债券加上了这一条，大灾之后可以暂停还本两年）；世界银行的”使命 300”，目标是在 2030 年前给非洲 3 亿人通电。
现在回到罗德里克。两个人的诊断几乎完全重合。罗德里克写，美国政府常提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一直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延伸。马祖卡托则写道，规则从来不是一个中立地服务所有人的体系。同一件事，两种说法。
药方是两个方向。马祖卡托要重写规则：让所有国家上桌，改掉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设全球税种，把发展路径交回全球南方自己。
罗德里克则要面对规则的现实：既然没有全球政体，就别假装能写出约束所有人的实体规则，只谈程序规则，把有跨境影响的政策分进四只篮子，而且他预计大部分政策会落进各国自主的那一只。
用罗德里克自己的框架去读马祖卡托，会看得更清楚。马祖卡托所呼吁的东西大半落在第四只篮子，也就是多边类，里面装的是气候、大流行病、债务重组这类全球公共品；一小半落在第一只篮子，比如逃税天堂和需要全球统一征收的金融交易税。而这两只篮子恰好是罗德里克认为最难建起来的，因为它们需要一个能约束强国的全球政体，需要强国自愿让渡权力。
罗德里克在第七章已经论证过，规则一旦约束到强者，强者就有能力让它失灵，世贸组织变得过于干涉的时候，美国能直接切断它的运作。马祖卡托最不愿意承认的一点是，重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等于要求美国交出否决权。
反过来，马祖卡托也戳到了罗德里克的一处软肋。罗德里克在第七章批评过 2021 年 10 月那份全球最低企业税协议：新增税收的大部分流向富国，而作为交换，发展中国家被要求放弃对跨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这类单边措施。考虑到数字行业的分量在快速上升，这等于让发展中国家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收益承诺，先交出确定的征税权。罗德里克把问题描述得很准，最后收在了次优，没有给解法。马祖卡托给了解法，代价是它需要一件罗德里克认为不存在的东西。
- 马祖卡托说全球南方 1970 到 2023 年付了 2.2 万亿美元利息，30 多亿人所在国还债多于教育和医疗。
- 贝克利说 2022 到 2024 年发展中国家净付给外国债权人 7410 亿美元，34 亿人所在国还利息的钱比医疗和教育加起来还多。
- 罗德里克在书里写肯尼亚人为还债走上内罗毕街头。
债务已经不是发展经济学里的一个章节，它是把这季期刊所有章节串起来的那根线。
如果我们把这本书、贝克利和马祖卡托放在一起阅读可能更完整。罗德里克是对的：在次优的世界里，篮子的可行性高于条约。马祖卡托也是对的：如果不重组规则本身，篮子只是在承认现状。他们的分歧最后不在经济学，在对一件事情的判断上，即 强国会不会自愿交出权力 。
11 新进步议程
最后一章回到政治。罗德里克先解释左翼为什么输掉了工人。
他的分析里最扎眼的一条来自皮凯蒂：左翼越来越依赖受教育程度高的选民，这部分人替换了工会化的制造业工人，成了左翼党的新基本盘。
皮凯蒂管这叫”婆罗门左翼”。
而受教育精英自己也在变，从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的世界观转向更亲市场、更怀疑政府的世界观，这个转向既由经济学界转向市场原教旨所引领，又反过来强化了它。
结果是左翼党成了一个热爱市场、轻视集体行动的技术官僚范式的旗手。
罗德里克说，新自由主义能够落地，靠的正是那些把全球化当成既不可避免又值得追求的中左政治人物。
他也讲了 2024 年美国大选里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
民调问得州西语裔选民，民主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答案不是文化议题，而是”民主党是给不工作的人发福利的党”。
很多努力工作的人，包括刚刚克服重重困难移民过来的人，希望政府奖励进取而不是奖励失业。
他的结论是：左翼当然应该一直支持经济变革中的失败者，但不能让自身被一套福利与再分配议程完全定义。
于是他给出三重转向：
- 把重心从再分配转到好工作
- 从制造业转到吸收劳动力的服务业
- 从强制岗位质量标准转到提升生产力
同时左翼得和爱国主义和解，把爱国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分开。他还提出一个概念叫”贡献正义”，区别于”分配正义”：赋予人生意义、提供尊严和社会认可的，是贡献本身，而不是拿到钱。
书在这里收尾。IMF 在 2025 年 12 月的《金融与发展》上发过一篇书评，作者克里斯托夫·罗森伯格给了一句挺公道的评价：这样一份野心值得敬礼，
尽管这本书严格说没能发展出一套能抓住焦虑民众想象力的新叙事。
书评同时点了三个软肋。全书对移民流动、债务上升和人工智能的快速推进着墨很少；把方案框成”左翼重返执政的议程”，反而把很多本来中立的好点子政治化了。
还有一点，罗德里克主张自利政策和多边治理的问题主要看美中两国，可这套逻辑未必适用于欧洲和亚洲那些仍在区域层面维护旧秩序的国家。
这三个批评我基本认同。尤其是 AI 那条，罗德里克的整本书建立在”自动化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价值”这个前提上，把 AI 当成自动化趋势的延续来处理，而没有正面回答一个问题： 当 AI 开始替代的是一部分服务业白领岗位，而服务业恰恰是他整套减贫和好工作方案的落点，那这套方案还成不成立。
这在 2026 年读起来，已经不算遥远的问题。我们没有答案。
写在最后
把这本书读完，我最想记住的是两个词。
一个是”次优”。The world is second best at best. 罗德里克反复回到这个概念：世界不会给你一个可以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你能做的是找出当下最应该解决的瓶颈，做一个窄范围、见效快的改变，把副作用压到最小，然后下一步再说。
这个思路解释了为什么中国 1978 年之后的双轨制改革能跑通，也解释了为什么华盛顿共识在那么多国家失灵。
另一个是”生产力主义”。 政府的出手要解决的是外部性、协调失败和定制化公共投入，需要把钱花在公共服务和协商机制上，不给企业发财政补贴。需要政府采取实验、迭代、随时准备认错的态度，不做自上而下的意志贯彻。
本书没有向读者承诺”一切都会好起来”，也没有断言”一切都丸辣”。
它只是把该怎么做列出来，提出建议。
这本书读了两个星期，中间顺手把同一季的《外交政策》从头翻了一遍。合起来的感觉是：罗德里克说穷国发展的自动扶梯慢下来了，贝克利说它没有了干劲砸锅卖铁活下去吧，马祖卡托说世界需要重新协商建一个新的梯子，就剩一个小事只要列强同意自己利益受损就可以啦。后两个人的建议真是一点都不难啊，嘎嘎嘎嘎。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