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作为方法

项飙 吴琦 · 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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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北大学人,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完成了这场谈话。从项飙教授的个人经验切入,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论等题目的思考。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对话实录,也给出了一种审视问题、思维操练的方法——在自我泛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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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重建对话的精神

在伦敦一家半地下的旧书店,我买到了这本《为了以色列的未来》(For the Future of Israel),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与罗伯特·利特尔(Robert Littell)的对话录,前者是备受尊敬的前总理,中东和谈的主要倡导者,后者是前新闻记者,还是一位间谍小说家。

访谈之前

项飙:你一定要带入你个人的经验,否则其他东西都是飘着的。理解世界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

80年代

我一直不太被80年代的人文启蒙所吸引,后来越来越不喜欢,可能跟风格有关系。我记得非常清楚,张家声是《河殇》的旁白配音演员,整个声音和腔调我相当不喜欢,还有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后半部分,在广播电台朗诵,一听也不喜欢。好像是一种宗教语言,祈祷人类共同的什么东西。我觉得我应该是正常人,大部分人都不会喜欢这种口气。一些特别好的学生,在一种比较特殊的学校气氛甚至是一种迷幻的状况下,接受了那种口气。

研究“浙江村”

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弱点,还在挣扎当中。我必须要追赶,但也不能够放弃自己的特点,把自己搞成那样的人。怎么弄现在没有结论,还在继续追赶,我们二十年以后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

边缘与中心

。在抗战当中,人民被发动起来,民族意识空前一体化。所以顾颉刚和费孝通有辩论,顾颉刚说中华民族只有一个,其他都是我们家族的内部,都像宗族一样,费孝通是不同意的。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在50年代,牛津有一个很重要的辩论叫“历史是什么”,伯林和左派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对怎么看苏联的成功看法不一样。我原先肯定会支持卡尔,但后来我觉得伯林也有蛮重要的观点。简单地讲,卡尔说,苏联已经成功了,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解释它为什么成功,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当然很有道理,现在自由派认为特朗普当选是灾难性的,就是不看它背后的合理性。而伯林的观点是,我们不知道苏联的成功背后是不……

什么是批判

很多东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法律过程、律师制度。我小时候觉得律师制度很奇怪

理解的学问

所以深刻是一种理解,不仅是对一个现象做出了很精确的把握,同时也理解了其他理解的不足,让你学会今后在理解类似的事情上,应该有什么样的方法。“深刻”是多重的主体间性,和调查对象之间,和其他人、和权力的关系,也是一个网状的生态,要把自己放在知识生产的体系里,才有这种深刻性。深刻不能靠推演出来,它是生态性、多样性的,必须要靠浸透。

牛津记忆

项飙:也不完全,我们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不能够完全放松,有点像访谈的样子。当然他们会主动告诉我一些事情,所以就变成了聊天。

非虚构写作

那么,看到矛盾和寻找能量就是一回事,看到矛盾就等于看到两面性,两面的冲突就是变化。当然变化的方向可能不一样,所以就要去考虑创造什么样的环境,维持什么样的变化。如果有启发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给学院知识分子的建议。

“盘根”式共同体

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一定要以“我”为主去判断,看能不能在机构里面创造出自己的空间。和同事之外的人合作,发展出自己的盘根,自己的小宇宙、小环境、小世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共同理想

吴琦:您有一个表述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失去共同理想”,这和我们前面谈到中国、谈到历史都有关系。这个观点是怎样产生的?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语境?这个“共同理想”具体是指什么? 项飙:这个是主要在香港。那几年我觉得做案例研究有点无趣,哪里乱我就看哪里,觉得对大的事情应该有基本的把握,其实是自己对自己的再教育。1997年之后的磨合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要顺利。因为有一个共同理想在那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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